“向何言超先生发出正式邀请吧。”他沉声道：“以索尼集团董事会全体董事的名义，邀请他出任索尼集团非执行董事，并担任战略顾问。”
当这份沉甸甸的邀请函送到香江，摆在何言超面前时，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便对前来汇报的许明德摆了摆手。
“回复索尼，感谢他们的盛情邀请，但我目前事务繁忙，实在无法分身参与索尼集团的全局决策，只能婉拒了。”
许明德对这个答案并不意外，笑着问：“你当初就说没空，现在还真是没空啊。”
何言超拿起另一份文件，头也没抬：“不然呢？难道告诉他们，我看不上他们那摊子麻烦事？”
他顿了顿，像是想起什么，补充道，“不过，可以顺便以个人建议的形式，向他们提个醒：就日本现在这情况，产业链转移是唯一出路，难道还能有什么办法？”
“亚洲地区，可以转移到中国大陆，或者印度。欧洲那边，匈牙利、波兰、捷克都可以考虑。非洲的话，肯尼亚是个不错的跳板。美洲嘛……可以先放一放，等我在委内瑞拉那边的布局明朗了，如果他们有兴趣，可以一起投。”
这份看似随口的建议，随着婉拒信一同传回了索尼董事会，再次引发了一番震动。
有人觉得何言超傲慢，有人则认为他指出了明路。盛田昭夫看着这份建议，久久不语，这个结果他早就知道了——何言超十年前就告诉他了。
就在日本深陷经济泥潭之时，四月一日，中国大陆发布了一项重要的财经消息：国家将发行新的一批国库券和特种国债。
国库券为三年期，年化利率高达10%。特种国债则是五年期，年化利率9%，但明令禁止流通转让。
这是中国首次向个人大规模发行国库券，对绝大部分老百姓来说，是一种全新的的投资方式。
在这个“万元户”还是富裕代名词的年代，很多普通市民、工人、农民，拿着几十块、几百元，怀着一种朴素的爱国情怀和对国家的信任，走进了银行网点。
有人买完回家，还兴奋地跟老婆孩子炫耀：“咱家今天投资国家了！”
星海集团在大陆的诸多企业，如何氏药业、华星索尼的合资工厂、何氏食品等，这几年都积累了大量的现金盈余。
何言超下达了指示，让每家分公司都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一定额度的国库券和特种国债，既支持国家建设，也是一种稳健的资产配置。
他还特意吩咐人，将不同面额的国库券各留了一张，凑成一套。
这一年的国库券设计颇具心思，正面图案都是风景画。五元面值的是江南水乡；十元的是雄奇的云南石林；二十元是气势磅礴的黄果树瀑布；五十元是曼飞龙佛塔，同样位于云南；一百元则是甲天下的桂林山水。
何言超将这套国库券小心地收藏起来。他清楚，这几张纸没多少增值空间。
就拿面值五元的来说吧，几十年后也就值个二三十块，连通货膨胀都跑不赢。
他看重的不是其经济价值，而是一份时代的印记，一份关于一九九一年春天的记忆。
国库券和特种国债的发行，对于何言超而言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他眼下正抓紧筹备的，是一件关乎千万人的大事——应对即将到来的华东特大水灾。
他无法直接跳出来预警，只能用另一种方式未雨绸缪。恰好，之前与伊拉克签订的那份购买人道主义物资的协议，成了一个绝佳的“借口”。
1990年8月，联合国对伊拉克实施严厉制裁，至今已半年时光。
制裁的效果已经开始显现。伊拉克国内药物急缺，最基础的青霉素等抗生素都变得稀缺；奶粉价格飙升了三十倍，婴儿死亡率急剧攀升。
何言超指示团队，立即启动那份“人道主义物资购买协议”，并向联合国申请制裁豁免。
以此为名，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采购帐篷、药品、净水设备、速食食品等救灾物资。
联合国的审批流程极其繁琐复杂，除了需要提供完整的采购合同、伊拉克政府的书面同意书，还需要第三方审计报告，甚至，还需要先过美国财政部那一关。
美国的霸道之处，由此可见一斑。
“阿超，老美这一关……”许明德有些担心。
“无妨。”何言超胸有成竹道：“我们在华盛顿不是没有人。给科埃略那边打个招呼，这一关不难过。”
至于伊拉克方面，更是求之不得。他们的医院几乎弹尽粮绝，对于何言超依据他们被冻结资产额度——约三千万美元现金及120万吨原油提出的采购计划，只嫌数量太少，哪里会拒绝？
何言超的算盘打得很精：现在开始申请联合国的豁免，以其官僚机构的效率，拖到年底都未必能批下来。
而华东的水灾，五月底六月初就会初见端倪，七、八月进入高峰。
到时候，这批名义上为伊拉克准备，却在等待审批的物资，就可以以紧急借用的名义，名正言顺地投入国内的抗洪抢险中。
何言超没法阻止洪水肆虐，他能做的，就是以这种近乎“欺天”的方式，与时间赛跑，尽可能多地囤积救命的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