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索尼总部。
董事们正在讨论何言超传递来的“私人建议”。核心议题，正是应对持续走强的日元，索尼产业链向外转移的可能性。
建议的内容，引发了激烈的讨论，也带来了深深的困惑。
“何桑的建议…有些地方令人费解。”一位资深董事推了推眼镜，满脸困惑的神色。
“他推荐的转移目的地，优先级里包含了中国大陆和印度。可众所周知，目前最适合我们的是泰国！泰国的电子产业基础良好，供应链相对完善，工人素质在东南亚首屈一指，而且政府为了吸引我们，提供了极具诱惑力的税收减免政策。”
“印度就更不用提了，”另一位董事摇头，“基础设施落后，电力供应都不稳定，劳动力素质参差不齐，产业配套几乎为零。现在的印度，根本不足以承载我们索尼的精密制造。”
如果提出这样建议的是普通人，在场的董事们恐怕早已将其视为无稽之谈，嗤之以鼻。
但这是何言超，他的每一个看似不合常理的建议，背后都可能藏着常人难以窥见的深远布局。
“我们必须深思，”主持会议的盛田昭夫缓缓开口，目光扫过众人，“何桑的眼光，早已证明了他能看到我们看不到的东西。星海集团在泰国确实有投资，规模不小，效益看起来也不错。但奇怪的是，在完成第一批投资后，星海就再也没有追加过任何重大投入。”
“反观他们在中国大陆，投资力度逐年加大，并且从一开始，就在不遗余力地培养和整合当地的供应链体系。在泰国，则完全没有这个动作。”
会议室安静下来，董事们品味着这其中的差异。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一位较为年轻的董事道：
“泰国再好，市场容量和潜力终究有限。而中国和印度，都是人口超过十亿的庞然大物。‘大’本身，就意味着潜力。拥有发展出全面供应链的可能，还有巨大的内循环市场，抗风险能力强。”
“依我看，何桑的意思，或许并非简单地将工厂搬迁过去，而是……在中国大陆或者印度，建立全球的生产基地和研发中心，向全世界所有的索尼工厂供应最关键的零部件。然后，再由分布在全球各地的组装厂，结合当地的非核心供应链进行最终产品的集成。”
这个结论让在座不少人微微点头。这是一种更具野心和战略性的布局，超越了单纯寻找廉价劳动力的范畴，瞄准的是未来几十年的全球市场格局与成本控制核心。
“那么，中国和印度之间，如何选择？”有人提问。
“目前来看，中国的条件明显优于印度。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工人素质。虽然政策充满不确定性，但比印度要好得多。”
另一位董事分析道：“没错，中国的政策风险依然是我们必须考虑的。何言超是香江人，香江回归已成定局，他自然可以放心大胆地投入。我们索尼是日本企业，必须考虑到更复杂的国际关系和潜在的政局变化。”
“印度……实在太差了，现在根本承接不了我们的产业转移。”先前质疑印度的董事再次强调。
至于建议书提到的，作为未来东非市场支点的肯尼亚，更是被董事们一致认为是至少十几年后的长远战略，眼下连讨论的价值都不大。
经过反复权衡，索尼董事会最终达成了一个保守的共识：暂不进行大规模、战略性的产业链转移，维持现有的以本土为核心、以泰国为主要海外生产基地的格局，对中国和印度保持密切观察，等待时机。
毕竟，索尼现在虽然因为日元升值倍感压力，但远未到生死存亡的地步，观望是更稳妥的选择。
当会议结果通过特殊渠道传回香江时，何言超只是淡然一笑，丝毫不感到意外。
他清楚索尼这些大企业的顾虑与惯性，也深知他们对于短期财务数据的执着，往往会压倒对长期趋势的判断。
“让他们再熬两年吧，”他对身旁的陈欢然说：“日元这波升值潮要持续好几年呢。他们迟早会搬的”
历史上，这波升值在92年之后步伐会加快，95年达到顶峰。
何言超估计，索尼最多撑到93、94年，就不得不做出改变了。到时候，他们会发现，该早几年搬的。
傍晚，元朗。
何言超抱着睡着的二女儿何素鲸回到家中。刚进客厅，就看到一幅温馨又有点滑稽的画面。
快满五周岁的大女儿何红蝉，正兴致勃勃地拖着弟弟何秉汉在宽敞的客厅里“溜达”。
当然不是直接拽着弟弟——何秉汉胖乎乎的身子趴在一张毯子上。
而个子已经像个小学生的何红蝉，则拖着毯子的一角，绕着客厅中央的地毯转圈，美其名曰“开火车”。姐弟俩显然都很喜欢这个游戏，何秉汉甚至发出了咯咯的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