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言超在规划时便提出了整合资源的思路：将其定位为一所跨部门的高等教育学府。
除了为警队培养未来警官，海关、消防、廉政公署等纪律部队的后备人才培训，也可一并纳入。
那些职业在许多基础课程，如法律、刑事侦查、公共管理、心理学等方面，都具有共通性，整合办学能有效摊薄成本，实现资源共享。
除了这所综合执法大学，元朗大学城的二期工程还将包括一所艺术大学，以及由原先的理工学院升格而成的香江理工大学。
警队在改革浪潮中向着更专业、更现代化的方向蜕变，一派欣欣向荣。然而，九龙城寨深处，气氛却截然不同。
经济断流的策略已开始生效，以往依靠黄、赌、毒等各种偏门生意获取的利润大幅缩水，各个帮会的金库日益干涸，马仔们的荷包也瘪了下去。
损失是实实在在的，抱怨和摩擦在暗巷中滋生，但他们大多仍以为这只是暂时的困难，尚未意识到一场彻底倾覆他们世界的风暴即将来临。
九龙城寨这片独特的法外孤岛，其居民构成颇具特色，主要以潮汕人和泰国人为主。
潮汕地区毗邻香江，早在19世纪中叶，就有潮汕先民渡海而来，在香江这片土地上筚路蓝缕。
到了20世纪30年代和二战结束后，由于战乱频繁、经济凋敝，又出现了两次大规模的潮汕人移民香江的浪潮。
他们初抵香江时，大多身无长物，从事着最艰苦的体力劳动，在三角码头扛包卸货，在遍布香江的工厂车间里挥汗如雨。其中一些稍有积蓄的，便开始经营小生意，逐步积累。
潮汕人素有“东方犹太人”之称，天生对商业有着敏锐的嗅觉。
放眼香江，如李家成、林百兴，爱国金融家庄世平等，皆是潮汕子弟。
潮汕人宗亲观念极强，注重乡谊，团结互助，在香江组建了如潮州商会、潮属社团总会等历史悠久、影响力深远的社团组织。
潮汕文化在香江社会渗透颇深，精细美味的潮州菜馆遍布街头，深受食客喜爱。
一些传统民俗，如寄托哀思的“盂兰胜会”（中元节），也在香江得以完整保留和传承，后来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而泰国华裔中，潮汕籍者占据了相当比例。这也正是能混居一处的原因。
何言超在规划未来的商业文化街区时，选择“潮汕街”和“泰国街”，而非其他地域特色街区，原因也在于此。这既是尊重现实，也是精准对接潜在的消费与文化需求。
若将视野放大至整个香江，来自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人口占据了绝对主流，约占总人口的60%，其中潮汕籍便占了约25%，力量不容小觑。
其次是福建人，约占香江总人口的六分之一。何言超的本家何氏，以及母系的许家，便是这闽籍群体中的一员。
福建人移居香江的历史更为久远，可追溯至宋元时期。
FJ省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耕地资源长期紧张，出海谋生成为了许多福建人的必然选择。
福建坐拥泉州、福州等天然良港，闽商善于航海，勇于开拓，早在香江开埠初期的南北行贸易中便扮演了重要角色。
他们同样极其重视宗族血脉，凝聚力强大，在香江成立的闽籍社团数量众多，类型广泛，涵盖同乡会、商会、体育会等等。
何言超的母亲许安琪，虽未在星海集团担任具体职务，却身兼数个重要闽籍社团的会长，她在维系人脉、调和关系上的作用，对于家族而言，比经营一门生意更为重要。
再之后，是来自山东等北方省份的移民。而沪上及浙江籍人士，虽然在香江总人口中占比相对较少，但其带来的资本、文化和影响力却十分突出。
文化名人如查庸、倪匡，电影界的邵一夫、傅奇与石慧夫妇，皆是江浙人士。早期的邵氏影业，会讲沪上话甚至是一种无形的优势。
工商界中，船王鲍玉岗亦是其杰出代表。可以说，沪浙群体人数虽不占优，却在香江的文化与商业版图上，刻下了深深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