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贝日记》的手稿，原本要到1997年才被整理出版，如今却卡在电影节前一个月出版。
另外，一流的公关团队、关键媒体的报道、评委的沟通……一切都只为让《拉贝日记》获得最公正、应得的评价。
影片首映礼格外庄重。银都机构负责人傅奇、石慧夫妇携导演、主演一行出席。
而最引人注目的嘉宾，特邀前来的约翰·拉贝的后人。他们的到场，本身就是对影片历史真实性与人文关怀的一种无声背书。
放映开始，影院逐渐安静下来。黑白影像勾勒出那座陷落的古都的轮廓。
然而，之后的镜头与许多观众预想不同。《拉贝日记》的镜头语言异常克制。它没有刻意表现苦难，而是通过侧写、留白的方式，让观众自己去想象那些血淋淋的场景。这种表现方式，反而产生了一种更为强大的情感冲击力。
影片打破了同类题材的两个常规窠臼：
其一，片中出现的日军形象，无一例外都是被军国主义彻底洗脑的狂热执行者，不存在任何“良心发现”的个体。
影片甚至特意安排了一场戏，一名年轻日军军官在酒后，以一种自豪的口吻，向下属他少年时是如何霸凌别人的。
而霸凌的目标，正是那些对军国主义教育流露出犹豫或地址的同学，而老师们又是如何默许甚至鼓励这种行为。
“我们必须净化队伍，确保所有人的意志都一样纯粹！”
军官的没有丝毫愧疚，只狂热和莫名的优越感。
这一幕让不少观众不寒而栗，它揭示了当时的日本政府，如何通过制度性的灌输，将军国主义根植于一代人心灵的。
其二，影片并未刻意美化主角约翰·拉贝。
他大部分时间佩戴着纳粹袖标，在银幕上显得格外刺眼，尤其是在德国观众眼中，虽然那是为了向日军彰显身份，以保障安全。
影片没有回避纳粹这个点，不美化、不神化的处理，使得拉贝的形象更加真实、立体，其人道主义行为也更具力量。
影片的结尾部分，跳转到战后德国的萧索时期。
拉贝陷入贫困，只能前往救济点领取少量食物。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个同样潦倒、名为“奥斯卡”的男子。
随后，剧情交代拉贝收到了来自东方的汇款与物资援助，生活稍得改善。
某日，他再次路过救济点时，无意中听到工作人员闲聊：
“那个奥斯卡，好像很久没来了，怕是已经死在哪条巷子里了吧？”
这个关于“奥斯卡”的情节，是何言超特意吩咐加上的。
表面上是展现战后德国社会的普遍困境，实则是对另一位著名“拯救者”——奥斯卡·辛德勒命运的映射。
放映结束，灯光亮起，现场爆发出持久而热烈的掌声。
在随后的媒体采访环节，大部分问题都围绕着影片的历史意义、艺术手法和人性探讨。
然而，总有杂音出现。一名日本媒体的记者突言辞激烈地指责影片“歪曲历史”、“刻意抹黑日本形象”等等。
现场气氛瞬间尖锐起来。傅奇脸色一沉，导演则显得有些无措，他本就不善言辞，面对这等直接且充满恶意的挑衅，一时不知如何应对。
若何言超在场，必然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将对方驳斥得体无完肤。
导演沉默了几秒，最终只是朴实而有力地回敬了一句：
“请你现在就去南京，把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话音刚落，现场先是一静，随即响起一片掌声和零星的笑声。
那名日本记者顿时面红耳赤，梗着脖子说不出话来。
最终，《拉贝日记》凭借其过硬的质量，高度契合柏林电影节的题材，以及恰到好处的公关运作，成功征服了评委团，一举摘得第三十五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高荣誉——金熊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