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日本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经验丰富的经济官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犯下如此致命的错误呢？这是个值得深究的问题。
仔细研究后你会发现，答案其实很简单，简单到可以用一句网络时代的梗来概括——
这国怎？定体问！
一位研究日本的学者曾说：“日本实行无限责任制，实际实行下来，就变成了无责任制。”
这个说法非常精辟，它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日本社会，尤其在商业和政治领域中，一个看似矛盾实则普遍存在的现象。
在法律和道德上，日本社会强调集体和责任连带，将所有人都捆绑在一起负有无限责任。
但在实际运作中，正是这种“集体负责”机制模糊了真正的责任归属，为个人提供了最好的“隐身衣”，导致责任被无限稀释和转嫁，最终无人需要承担具体、实质性的后果。
这是一种由系统性的决策机制、异化的“耻文化”和官僚主义共同造成的“责任蒸发”现象。
简单来说，就是“人人都负责，等于人人都不负责”。
这样的体制还导致了治理难题。旨在追求共识的集体决策模式，时常会抑制明智、果断的决策。
日本政界、商界取得大成就的人，几乎都是“独断专行”型领导者，比如盛田昭夫、本田宗一郎、孙正义等。他们往往拥有强烈的个人愿景和信念，如盛田昭夫主导的收购哥伦比亚。
他们用自己的愿景去说服和引领团队，而不是被团队的共识所左右。他们决策的坐标是“符合我的愿景”，而非“所有人都不反对”。
他们是真正的“无限责任”承担者。独断，意味着将成败系于自己一身。成功了，荣耀归于其领导力；失败了，他们个人承担责任。这种清晰的权责关系反而打破了“无责任制”的怪圈。
何言超之于何氏企业同样如此，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但他不搞“微操”，除了药物研发以外，他都只指明大方向，剩下的就是让专业的人去做专业事。
何言超还创造一个保护性的“特区”，允许一部分精英跳出常规流程，进行高风险的创新。
他还学习华为，支持基础研究。之前招到一名数学天才伊万·彼得罗维奇。他祖上是沙俄时期的贵族，本人几经辗转从苏联“出走”到美国。
华尔街开高薪请他，但他只想研究纯粹的数学，而不是搞金融模型。何言超通过在美国的人脉得知此事，将之招募，只管发工资，完全不过问他研究什么。
伊万觉得这边挺爽，于是拉来了一位大学同学，是研究理论计算机科学的。
何言超对于基础研究的重视，源于他超越时代的视野。
他常常对核心团队阐述其重要性：“基础科学是所有技术应用的源头活水。它可能不会立刻产生利润，但它是我们未来能否占据制高点的关键储备。”
他不指定伊万·彼得罗维奇这类的研究人员具体方向，原因深刻而务实。
首先，强制的项目会扼杀天才们最宝贵的创造积极性。真正的突破往往源于发自内心的好奇与探索欲。
其次，现在看似无用的成果，可能在将来某天成为宝藏。
激光这个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之一，刚被发明出来时，在很多人眼里只是个昂贵的‘玩具’，看不到任何实用价值。
后来呢？它广泛应用于医疗、通信、测量、工业加工，甚至未来还可能成为改变战争形态的武器。”
爱因斯坦思考相对论时，可曾想过几十年后，GPS导航系统修正误差会用到他的理论？
因此，何言超宁愿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让智慧自行寻找方向。
当然，他也理解研究人员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为此，他设立了悬赏奖励制度，将公司面临的一些具体技术难题和长远展望列成清单，明码标价。
如果那些研究人员哪天想赚点钱了，或者对清单上的题目感兴趣，自然会参与其中，这比硬塞任务要有效得多。
而对于那些就安贫乐道、一心只想攀登科学高峰的纯粹学者，何言超提供工资的和福利，足以让他过上体面的生活，可以无忧无虑、全身心投入研究，这是现代版的千金市马骨。
目前，这些基础研究人才都暂时挂在何氏药业或玲珑科技旗下，等到正在筹建的私立理工大学正式落成，他们都将被转到大学，既继续他们的研究，也能教书育人，将知识的火种传递下去。
二月的柏林，第三十五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如期而至。
对于《拉贝日记》，何言超却给予了超乎寻常的关注。因为影片所承载的历史，与他期望传递的信息都很重要。
他远在香江，却早已对今年的柏林电影节进行了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