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十二年初冬，明州港的晨雾里藏着铜钱碰撞的脆响。
十艘挂着“渔猎”旗号的沙船正悄悄离岸，船舱里塞满了未报关的蜀锦与瓷器。
按新政关税，这批货物需缴三万贯，而走私只需给巡检塞三千贯，剩下的利润足够让船主在长安买三进宅院。
这样的场景，正随着海上贸易的爆发式增长，在大唐的每处港口上演。
自新水军护航、船货保险推行后，岭南关税半年暴涨七成，长安西市的阿拉伯地毯、大食香料堆成了山。
可巨大的利益像磁石，吸来了无数想走捷径的人。
门阀世家的残余势力用家兵伪装成商船，将盐铁偷运到倭国换砂金。
岭南俚人部落熟悉暗礁水道，帮商人把货物从“查不到的海湾”运上岸。
甚至连汇通司的小吏都在偷偷改报关单，把“十贯”写成“五贯”，与商人分润差价。
最猖獗的是“假朝贡”。
诸国的使者借着“朝贡”名义，带着远超贡品数量的私货进入长安，按例可免关税。
有个于阗使者更夸张，贡品是三匹玉璧，随行商队却带了三百车丝绸，全靠“朝贡免税”的空子赚得盆满钵满。
这些事传到东宫时，李承乾正在看广州送来的“走私黑账”。
那是水师在一艘走私船上搜出的，上面用阿拉伯文记录着近一年的交易：“与王氏合作，偷运铁器十船至新罗，获利百万贯”“帮俚人销赃蜀锦，分三成”。
“利益能让人铤而走险，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李承乾将黑账拍在案上，对户部尚书戴胄道：“关税是新政的根基，走私就是在挖根基的土。你说，该怎么办？”
戴胄躬身道：“可效仿陆路关卡，在港口增设税吏，但商人熟悉水道，怕是防不胜防。”
李承乾的手指在地图上圈出广州、明州、扬州三个港口：“防不胜防，就用重典治。”
“设‘稽查司’，直属东宫，不受地方官管辖。”
七日后，稽查司官署衙门在广州港码头旁成立。
首任司长是水师校尉蔡宇。
带的人都是从新水军中挑的“硬茬”——会潜水、懂航图、能打硬仗，连阿拉伯语、波斯语都能说上几句。
稽查司的手段比想象中更狠，延续了太子殿下的一贯作风。
所有商船进港前，需先在“预检区”停留半日，由蛙人潜水查船底。
报关时要填“三维单”，船主、货物、航线各一份，分别由稽查司、汇通司、水师存档，三份对不上就扣船。
针对“假朝贡”，他们在长安朱雀门设了“验贡处”，凡使者带的货物，超过贡品三倍的部分一律补税，还派通事舍人核对使者身份，发现有商人冒充使者的，直接扔进刑部大牢。
最绝的是“反向钓鱼”。
这是按照太子殿下给的指示。
稽查司让线人假装走私商，联系那些帮人运私货的俚人部落，约定在某海湾交易。
等对方带着货物出现时，埋伏的水师突然包围，连人带船一锅端。
第一个被钓出的是岭南最大的走私团伙，领头的竟是前隋广州刺史的儿子，被抓时还喊：“我爷爷当年就这么干，凭什么现在抓我！”
按太子教令，把这伙人的家产全抄了，领头的斩立决，其余人发配去修海鹘舰。
行刑那日，广州港的商人都被勒令去看，刑场旁还挂着走私黑账的抄本。
这是故意给那些还在观望的世家看。
阿拉伯商人圈子也被震住了。有个叫阿卜杜拉的阿拉伯贵族，仗着与长安权贵有交情，偷偷用“船货保险”保了一船“普通货物”，实则藏着禁运的硫磺。
火药在大唐盛行，虽然配方上还不明确，但周边国家都想有太子那样的火炮。
而火药的原料自然瞒不过有心人。
稽查司的人没当场拆穿，只在他离港时拦船：“按章程，需开箱查验。”阿卜杜拉怒道：“我是阿拉伯贵族，你们敢查？”
蔡宇笑了。
阿拉伯帝国就是大食。
西域那边，还偶有爆发小规模战争。
阿拉伯贵族的名头在大唐还‘真有用’。
话说回来，大唐为天朝上国，其他国家的贵族在这里算个啥？
按新政，走私禁运品者“斩，货物充公”。
阿卜杜拉吓得瘫在甲板上，却也不能避免被斩首的命运。
这事传开后，外商再不敢耍花样，连报关单都填得比官府要求的还细。
稽查司的铁腕很快见了成效。
三个月内，广州港的走私案下降七成，关税比上月又增了两成。那些靠走私活的俚人部落，见没了生意，反而主动投靠稽查司当“向导”，帮着找暗礁里的走私窝点。
因为太子说了：“举报走私者，可得赃款一成”。
更深的暗流仍在涌动，门阀世家用更隐蔽的法子，让商船在更远的海域偷偷交易，直接把货物卸到对方船上。
李承乾直接下令水师巡查周边海域，见无报关单的船就查！
如今这大海，大唐就是主人。
走私自是不能完全避免，但经过多方打击后，已经是极力降低。
——
贞观二十三年。
上元节。
长安朱雀大街的灯火比往年亮了三成。
卖胡饼的小贩推着新车穿过人群，车身上贴着“汇通司承保”的红帖。
西域商人用唐票买走整船的瓷器，票面上的朱雀纹在灯笼下泛着光泽。
连扫街的老卒都能说出“县六部”“考绩律”几个新词。
这是太子新政推行两年后，大唐的上元夜景。
若从长安城头俯瞰，变化早已刻进整个时代。
经济的血脉里，流着新的活力。
长安西市的商栈比三年前多了一倍，波斯地毯与蜀锦并列，大食香料和江南茶叶相邻。
汇通司的汇票在柜台上沙沙作响，商人从广州贩来的象牙，凭一张纸就能在洛阳兑成铜钱。
大唐钱庄的算盘声彻夜不停，扬州盐商借的“经营贷款”，半年就赚回了利息。
最惊人的是岭南关税，从新政前的百万贯跃升至三百五十万贯，足够养十支新水军。
那些曾骂“与民争利”的官员，如今看着户部账上的盈余，再不敢提“重农抑商”四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