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的“关切”更多是出于地缘政治和资本利益。如果瑙鲁内部无法形成有效的反抗力量，澳大利亚直接干预的成本和道义风险都太高，毕竟这是他国内政。
奥方可能会提供“建议”和“资金”，但绝对不会亲自下场帮一群扶不起的阿斗。
更多人会倾向于第二条路。几十年来，瑙鲁人已经习惯了不劳而获的生活。人的惰性是改革最大的敌人。用主权换享乐，对他们而言是一个熟悉又轻松的选择。
何言超那句“什么都不用管，每年拿分红”，对许多已经失去工作技能、习惯了高消费的人来说，是极具吸引力的。
他们可以自我安慰：“我们只是换了另一个‘资产管理人’，舒服生活还能继续。”
选项一虽然是荆棘之路，但却是唯一一条能保住面子和里子的道路。这条路会有多少瑙鲁人选择，何言超也猜不到。
如果真的将三个选项列出来，搞一次不记名的公投，结果大概率会是选项二。
几十年形成的路径依赖，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之一。改变需要努力，充满了痛苦和不确定性，而躺平是舒适区。
对绝大多数普通民众来说，“用主权换享乐”是一个很划算的交易。他们会觉得自己一辈子也接触不到“主权”这个宏大的概念，但每年的分红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从利己的角度来说，这很“理性”。
但何言超可以肯定，这样公投是不会出现的。没有哪个国家会直接把“出卖主权”写在纸上让公民来选择，哪怕那个国家是瑙鲁。
鲁迅先生说：“中国人的性格总是喜欢调和的、折中的。”
实际上这并非中国人的特质，全世界都一样。水门事件中，尼克松为什么会同意那么离谱的行动？
因为CIA先提交了几次更加离谱的方案。这属于心理学中的“拒绝-退让策略“，也称为“门面效应“或“低球效应“。
演讲引发的震撼余波在岛上持续发酵，但正如何言超所料，瑙鲁没有直接发起公投，那太不体面了。
德罗阿约部长及其背后的势力也确实在积极活动，他们试图将何言超描绘成一个“危险的外来颠覆者”，试图利用民众被演讲刺痛后本能的反感，煽动起“将他赶走，恢复平静”的声浪。
然而，这股声浪始终未能形成规模。原因很简单：何言超指出的问题是真实的，赶走他之后呢？谁能接手这个烂摊子？谁能变出钱来维持体面？
德罗阿约部长给不出解决方案，何言超是唯一给出了解决方案的人。
僵持数日后，议会内外的气氛开始微妙变化，“调和”与“折中”的倾向逐渐占据上风。
这正是何言超运用的“拒绝-退让策略”开始生效。他最初提出的，将公务员体系砍到三百人、福利降至生存线的激进改革方案，如同鲁迅先生比喻中那个“要掀掉屋顶”的激烈主张，成功地拉高了所有人的心理阈值。
当所有人都被这个“掀屋顶”的方案震惊、抗拒，却又清醒地意识到别无他法时，用“开窗”来替代的方案就很容易被接受了。
几天后，一份新的《经济过渡时期政府授权法案》被提交议会讨论。
这份草案的核心，正是何言超预料之中的折中方案：
第一，正式授予何言超“国家经济与重建全权代表”的头衔，赋予其在经济政策、财政管理、国际合作及特定立法领域的广泛权力，期限为二十年。
这相当于承认了何言超的核心地位，给予他施展拳脚的空间。
第二，成立一个由何言超主导的“国家资产管理委员会”，全面负责离岸金融中心、磷酸盐残矿收益、以及未来所有新兴产业的运营和投资。
但委员会中设立一个由议会指派的“监督小组”，拥有知情权和重大决策的建议权（非否决权）。这是一种象征性的制衡，用以维护议会表面的权威。
第三，改革方案进行调整。
公务员体系不再一刀切裁至三百人，而是设立一个“渐进式裁员与转岗计划”。
同时要求何言超主导的资产管理委员会，每年需将不低于一定比例的净利润，作为“国家发展分红”，注入国家财政，用于维持高于生存线的福利水平，以及投资于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
最后，也是最具象征意义的一点，草案强调，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培养瑙鲁下一代自主发展的能力”，将希望寄托于未来。
这为所有无法立即适应改革的现世代国民提供了一个心理台阶——他们现在的让步，是为了国家和孩子们的未来。
议会辩论异常激烈，德罗阿约等人激烈反对，称这是“缓慢的投降”。
但更多的议员，包括许多原本摇摆的中间派，被折中方案所说服。他们私下里交流：“至少，我们保住了面子，何至少承诺了分红，日子总能过下去。”
最终，在经过长达一周的拉锯和若干条款的微调后，《经济过渡时期政府授权法案》在议会以勉强超过三分之二的多数票通过。
消息传到何言超的临时办公室，他并无意外之色。
他放下手中的报告，对身边的陈欢然说：
“看，这就是人性。直接给他们最优解，他们会怀疑、会抗拒。先提出一个、两个他们绝对无法接受的方案，再拿出这个我真正想要方案，阻力就会小得多。他们甚至会觉得自己赢了，因为他们逼我做出了让步。”
陈欢然若有所思：“所以你一开始真正想要的，就是这个赋予您全权，但改革步伐稍缓的方案？”
“没错。重构需要时间，老一代的观念基本无法转变。强行推进，反弹力量会超乎想象。现在这样最好。”
“通知我们的人，全面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