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房内陷入了短暂的沉寂，阿尔瓦罗与罗德里格斯交换了一个眼神，心中各自思索权衡着。
现在的罗德里格斯还没有进化为政客，他更像是一个严谨的技术官僚。他对宪政、体制这类形而上的概念并不敏感，甚至有些疏离，他更关心的是经济发展，是如何让委内瑞拉经济摆脱单一的石油出口，如何让民众有工作。
阿尔瓦罗则不同。何言超那番“制度的本质是利益分配”的言论，完全不同于他从小被灌输的理念，给他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的窗口。
那种论点与他父亲谆谆教诲的法治精神，与他在军事学院学到的关于国家与公民关系的经典论述，存在着根本性的冲突。
西方法治的核心是什么？是社会契约。是公民为了安全与秩序，自愿拿出一部分自然权利授予政府，与政府签订契约，由政府的执法机构来保护公民剩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简而言之，就是“主权在民”。
然而，何言超却轻描淡写地撕开了这层理想主义的面纱，指出这不过是一层光鲜的外衣，内核依旧是赤裸裸的权力与利益的角逐。这让他感到信念受挫，却又隐隐觉得，对方所言，或许更接近这个世界的运行逻辑。
短暂的沉默由罗德里格斯打破，他语气温和但问题却异常尖锐：
“何先生，您描绘的工业体系蓝图确实令人向往。但请允许我指出一个可能的事实——按照您的构想，最终的控制权和利润的大头，恐怕依然牢牢掌握在您，以及您的美国伙伴手中。我们未来如果执政，该如何向委内瑞拉民众解释，我们正在推动的这一切，本质上不同于以往那种‘新殖民主义’呢？”
何言超似乎早已料到会有此一问，他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举了一个例子：“埃德加，你知道中国大陆现在正在生产的桑塔纳轿车吗？”
罗德里格斯微微一怔，显然没料到话题会突然跳到遥远的中国。他点了点头，表示有所耳闻。
何言超继续说道：“这项计划刚开始时，德国大众方面提出了非常严苛的技术和质量标准。照他们的标准，最初中国组装的桑塔纳，国产化率只有可怜的百分之二点几，后来勉强提升到百分之三点六。这意味着几乎所有的零部件都需要进口，利润自然绝大部分被德方拿走。”
“但是，中国政府定下了一个强硬的目标：必须在几年内，将桑塔纳的国产化率提升到百分之八十以上。你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吗？”
“他们举全国相关工业部门之力，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攻关，一家供应商一家供应商地去培育。经过数年的努力，我听说的最新进展是，国产化率已经突破了百分之五十。我相信，用不了太久，百分之八十的目标就能达成。”
说到这里，何言超停了下来，意味深长地看着罗德里格斯。他这话完全没有正面回答罗德里格斯关于“控制权”和“新殖民主义”的质疑，但又仿佛什么都说了。
罗德里格斯自然是听明白了。何言超这是在给他指路，一条务实而清晰的工业化路径。
以委内瑞拉目前薄弱的工业基础，一上来就想独立搞出整车、高端电子产品，这是不现实的。
正确的方法是从供应链做起，从一个螺丝、一个橡胶密封圈、一块简单的电路板做起。
由简到难，逐步提升技术能力和管理水平，嵌入全球产业链之中。这看似是为外国资本“打工”，实则是积累技术、人才和资本的必经之路。
石油带来的收入应该投向哪里，此刻在他心中也变得异常明确——不是简单地用于消费补贴，而是要投入到那些能够提升国家工业能力的基础领域。
这时，一直沉浸在思想冲击中的阿尔瓦罗也抬起头，提出了一个萦绕在他心头许久的问题：
“何先生，以您的见解，你认为玻利瓦尔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能够统一起来吗？”
马克思与玻利瓦尔的结合，正是“玻利瓦尔革命运动200”组织内部，除了爱国思想外最主要的思潮，尤其是其中激进成员，阿尔瓦罗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影响。
何言超闻言，脸上露出一丝高深莫测的笑容。
“当然能，在理论层面和动员底层民众的层面，它们可以很好的互补。但是，绝对不能明着搞。”
“如今的美国，对外发动战争或进行强力干预的目标无非三个——关键资源、战略要地、以及它所不能容忍的意识形态。”
“如果你们明着打出结合了反美独立、社会主义色彩的‘玻利瓦尔革命’旗号，那委内瑞拉在美国眼中，就三项都占齐了：丰富的石油资源、美洲的战略要冲、再加上一个刺眼的‘红色’意识形态。”
“到时候，美国就算不直接军事入侵，也会动用一切手段，对委内瑞拉进行如同古巴一般严酷的封锁和制裁。那将是毁灭性的。有些旗帜，可以在心里，但不能立刻挂在城头。”
阿尔瓦罗的目光闪烁了一下，缓缓点了点头，不再说话。
书房内再次陷入沉默，但这一次，沉默中酝酿的不再是疑虑，而是一种基于现实考量后形成的共识和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