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他不学无术或许有些苛刻，但确实没展现出什么真才实学。
他人生中唯一值得一提的成就，便是在九十年代创办了一本面向青少年的杂志，凭借精准的市场定位和一些版面上的创新获得过成功。
然而，那本杂志内容低俗，惯用劲爆标题来博眼球，热衷于炒作明星绯闻，对青少年价值观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
更何况，杂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倚赖其父辈在文化圈积累的资源保驾护航，否则以其内容之不堪，早已被舆论的口水淹没。
至于其个人品性，更是乏善可陈，甚至可以用劣迹斑斑来形容。惯用“文化才子”的名头来包装风流行为，更曾用极不光彩的手段打压、污蔑情敌刘锡明。对自家亲姑姑也能恶语相向，甚至发展为公开骂战。
他深谙话语权的运用，总是能将自己的不当行为进行粉饰，甚至在丑闻爆出时，还厚着脸皮高调的自我炒作。
简而言之，何言超对倪匡、倪震这对父子，观感都颇为负面。
“如果这一世，倪震还敢闹出像原时空里污蔑刘锡明那样的事情，我不介意顺手收拾他一下。”何言超心中冷冷地想道。
收回有些发散的思绪，何言超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到桌面上另一份来自德国的重要文件上。
西门子方面对光刻机项目进展十分关注，屡次来函询问。
八十年代初，为了在高科技领域追赶美国和日本的步伐，欧洲共同体推出了一个名为“尤里卡计划”（EUREKA）的大型跨国合作项目。
看，欧洲人也搞“计划经济”，并非完全放任市场。
在这个计划框架下，西门子被分配到的核心任务是攻坚DRAM。大规模生产DRAM自然离不开尖端的光刻机，为此，西门子不惜血本，从日本引进了当时最先进的佳能光刻机。
然而投入巨大，却迟迟见不到回报，DRAM项目至今仍在亏损的泥潭中挣扎。
也难怪他们会对新一代光刻机项目如此上心，这几乎是他们扭转在半导体领域被动局面的最大希望了。
尤里卡计划的实践，恰恰证明了在现代全球经济体系中，完全无政府的自由市场与完全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之间，存在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
如果完全依赖亚当·斯密所说的“无形之手”、哈耶克的自由主义，逐利的资本自然会涌向短期利润最高的领域，最终结果只能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而那些需要长期巨额投入、高风险、回报周期漫长且不确定，却又关乎国家未来竞争力和产业安全的科技短板，很容易被选择性忽视。
西方一直很清楚，纯粹的市场经济根本行不通。美国战后奉行的一直是凯恩斯主义，政府时不时就强力介入市场。
他们鼓吹自由市场那一套，不过是用来忽悠那些落后于他们的经济体，让其自废武功。
为了给那套新自由主义理论披上“神圣外衣”，西方可是不遗余力，他们甚至把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行将就木的哈耶克。
真是讽刺！这件事充分说明，不止艺术家要比谁活得长，经济学家也一样。只要熬得够久，指不定哪天你的理论就被需要它的人捧上神坛了。
得了诺奖的哈耶克，当真是土埋到脖子了才扬眉吐气，四处演讲，大声疾呼“凯恩斯不懂经济”，仿佛他那一套才是济世良方。
然后更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哈耶克获奖是1974年。经过几年不遗余力的大肆宣扬、包装，这套发扬光大后的理论开始出口转内销了。
美英本土的资本巨头们，如同发现了绝世宝藏，开始疯狂吹捧这套限制政府干预、强调市场万能的理论。
为什么？因为这完美契合了他们需求。于是，在资本的鼎力支持下，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这两位新自由主义双骄被推上了舞台。
接下来的剧本，我们都知道了。给富人大规模减税，美其名曰“滴漏效应”。放松对金融、环境、劳工等各领域的管制，称之为“释放市场活力”。”
结果呢？缺乏有效监管的金融资本玩出了前所未有的花样，杠杆高企，衍生品泛滥成灾。
而实体产业因为成本原因，迅速转移到了劳动力更低廉的地区，导致本土产业空心化。这一切，最终在2008年积累成了惊天的泡沫。
泡沫，总是要破的。最终引发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大衰退，代价却是全球普通民众来承担。
只能说，七十年代的美国决策层，太过相信他们后辈的智慧和政治操守，也远远低估了那些无孔不入的鱿鱼金融财团。
所以，以后看到鼓吹自由化、私有化的主播、自媒体，都不需要跟他讲什么理论，直接骂就完了，管它是苹果主播还是安卓主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