侍者悄然送上茶点和素食。乔布斯拿起个粤式糕点，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向了宗教信仰。他谈起自己年轻时深受日本禅宗大师乙川弘文的影响，对东方的哲学和冥想实践充满兴趣。
何言超耐心听着，待他说完，才缓缓道：“日本的禅宗（Zen）确实有其独特魅力，但追溯源头，是从中国传过去的。”
“而中国的禅宗，又是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后的产物……”
他简要讲述了达摩东渡、六祖慧能开创“南宗顿悟”法门，以及《坛经》的核心思想。
“中国的禅宗更重心性顿悟，‘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那么拘泥形式。至于吃素……”
何言超笑了笑，道：“佛教初入中土时，僧侣是允许吃‘三净肉’的。直到南朝梁武帝萧衍，以帝王之尊颁布《断酒肉文》，才强制僧侣食素。”
“而禅宗传入日本后，与武士道精神结合，尤其受到幕府将军和武士阶层的推崇。它的苦修、自律和直面生死，很合武士的胃口，得到了大幅度强化。”
“到了明治维新时期，政府明文废除了僧侣食肉的禁令。所以你看，在东亚儒家文化圈，宗教信仰从来就不纯粹，因为皇权向来是高于神权。”
这一番关于禅宗源流、皇权与神权、中日文化差异的论述，听得乔布斯一愣一愣。
他接触的都是经过日本文化过滤和包装后的东方哲学，何言超的溯源和解读，为他打开了另一扇窗，让他意识到自己曾经信奉的某些“真理”，或许只是支流而非源头。
何言超总结道：“在我看来，日本禅宗对形式和苦修的极致强调，某种程度上是走了‘着相’的路子，离禅宗‘无住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最高境界，反而可能有些偏了。”
“六祖慧能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真正的解脱，不在于外在的形式是苦是奢，而在于内心的觉悟。”
“那么，何先生，你个人信仰什么？”乔布斯好奇地问，“佛教？道教？还是无神论？”
何言超闻言笑了起来：“大部分华人百姓的信仰，其实非常务实。我们不太纠结于某个神属于哪个神话体系，教义如何。我们关心的是神明‘是否灵验’——那个神祇能否在具体的事情上提供有效的帮助。”
“需要什么，就拜什么神。求财拜财神；考试升学拜文昌或文曲星；求姻缘拜月老；出海人拜妈祖。这种信仰背后，本质一种朴素的‘交换’逻辑：用香火、供品和虔诚的跪拜来‘换取’神明的庇佑。这是一种基于现实利益和的互惠，而非无条件的精神奉献，更不讲原罪。”
他顿了顿，语气变得略微深沉：“而对华人来说，最重要的信仰，其实并非那些漫天神佛，而是‘祖宗’。”
“当你听到一个华人郑重其事地说出‘列祖列宗在上’，就意味着他要去做一件大事了。那件事必然关乎家族荣誉或存续。如果后面再加一句‘请恕儿孙不孝’，那他大概率是要去拼命了。”
“祖先崇拜，本质上是对家族的无限忠诚与责任。它构建了我们的道德基石、身份认同，也是我们的精神归宿。个人的价值，往往是在家族传承的谱系中得到定义和实现的。这才是深植于我们文化底层，最强大、最持久的信仰。”
乔布斯努力消化着何言超的话，他并不能完全理解华人的先祖信仰，只能在自己的认知框架内找到对应物。沉吟片刻，尝试性地说道：
“所以，这种对祖先的信仰，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欧洲贵族对其血脉源流、家族徽章与传承的重视？一种基于血缘的荣耀与责任？”
“不，史蒂夫，并不完全一样，甚至可以说核心截然不同。”何言超轻轻摇头，海风吹动他的发梢。
“欧洲贵族的传承，核心是‘血脉’，强调的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延续和排他性，本质是为‘特权’找一个依据——证明他们的爵位、土地、权力有源头的、有法律依据的。”
“但中国人的先祖崇拜，是为‘文化’找根，为‘精神’找归宿，和特权无关。其内核是‘文化’与‘功德’。”
何言超先说“功德”，然后在翻译解释为tributions and virtues（贡献和德行）。
“我们说自己是炎黄子孙，不是因为炎帝、黄帝是我们的直系祖先，那显然那不可能。而是因为我们相信，是他们教会了先民耕种、制衣、尝百草、定历法，开启了中华文明的源头。”
“我们认秦始皇为老祖宗，是因为他‘书同文，车同轨’，废分封立郡县，第一次真正从制度和文化上奠定了‘大一统’的根基。这份功业，超越了狭隘的血缘。”
“我们祭祀屈原，是因为他的爱国与忠贞；祭祀关羽，是因为他的忠义仁勇；祭祀岳飞、文天祥，是因为他们代表了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的铮铮铁骨与不屈气节。他们并非因血脉高贵而被铭记，而是他们代表了某种我们文化极力推崇的优秀品质，或者是对国家社稷有大功。”
“甚至，我们的文化有一种强大的力量，能够将凡人封神。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关公。他从一位历史名将，一步步被尊为武圣、关帝圣君，成为道教的神明，甚至佛教也尊他为伽蓝菩萨。”
“还有妈祖，原本是一位名叫林默的民间女子，因救助海难而被尊为海神。他们的成神，并非因为出身，而是因为其行为所体现的德行与力量，契合了民众的期望和精神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