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早在今年4月，中央就已宣布进一步开放包括上海在内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但此真正的开放尚在酝酿中。
闵行开发区要等到明年2月才成立，而浦东的全面开发开放，更要等到1992年去了。
“你这次打算想投什么产业？”许明德问道。
“疫苗。”何言超的回答言简意赅：“尤其是乙肝和脊髓灰质炎疫苗。”
八九十年代，是国内乙肝的大流行期，感染人数可能数以亿计！这是巨大的公共卫生挑战，也是巨大的市场空白。
何氏药业的乙肝疫苗研发已经上市，在闵行建立生产基地，填补国内缺口，这是利国利民的大事。
他看向窗外，目光仿佛已穿透时间：“现在就开始筹备，等政策窗口完全打开，我们就能第一时间建厂、投产。”
许明德重重地点了点头，已然明白了何言超的深意——这不仅是一次商业布局，更是承担社会责任。
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国内采用的是著名的糖丸疫苗。
这种疫苗采用的减活技术路线，是美国科学家萨宾在1950年代发明的，所以又称为“萨宾疫苗”。
“糖丸爷爷”顾方舟教授，及其领导的团队的伟大之处在于：
他们成功地将娇贵的液态的疫苗做成了固体糖丸。这颗“糖丸”解决了“萨宾疫苗”几乎所有的问题。
稳定性：糖丸形式比液体更耐热，延长了疫苗在非冷链环境下的存活时间，这对于当时冷链系统不完善的中国广大地区至关重要。当然也适用于广大不发达地区。
当然，长途运输还是需要零下二十度的低温环境。
其次是可及性与依从性。孩子都爱吃糖，喂药、打针变喂糖，极大地提高了接种的意愿和覆盖率。
运输与分发：糖丸不易碎，方便运输到最偏远地区。
糖丸剂型疫苗，在大规模配送和接种效率上，展现出了无与伦比的优越性。
顾方舟的解决方案是世界顶尖甚至独一无二的。
它不是“从零到一”的技术创新领先，却是“从一到百”的应用创新领先。
然而这一技术路线并未普及开，欧美苏等地区，拥有完备的冷链，不需要。
亚非拉的第三世界国家又造不出来冻干疫苗。只能依赖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等国际组织为核心的采购和分发体系。
采购的时候，WHO等组织一直选择明面上成本效益最高的液体滴剂。
糖丸剂型加工步骤更多，成本更高，最终让糖丸疫苗成了中国大陆独有的方案。
虽然糖丸疫苗60年代就发明出来了，但普及率是八九十年代才提高的，也就是说，眼下大陆还有大量儿童并未接种。
在理论上，糖丸疫苗在第三世界国家也很有市场。但这个市场并不容易打开。
WHO、UNICEF等国际组织的决策层、专家委员会、资金提供方，长期以来由西方国家，及其背后的资本力量主导。
他们制定的技术标准和“最佳实践”定义，天然倾向于维护西方药企巨头的利益。
全球疫苗市场是一个价值数百亿美元的蛋糕，主要由葛兰素史克、赛诺菲、辉瑞等少数几家巨头瓜分。
液态疫苗的生产成本确实更低，但这是一个典型的静态成本谎言——他们只计算了单剂疫苗的采购成本，却故意忽略了动态的综合成本。
因为接种不便而无法覆盖的儿童，一旦患病，其治疗费用、终身残疾带来的社会负担，是由家庭和当地政府承担的。
冷链系统本身的设备、能耗、维护成本也不是一笔小钱，这部分成本也被巧妙地转移给了本就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没有计算在疫苗采购价内。
那些躺着赚钱的大公司，已经建立了成熟的液态疫苗生产线，以及与之匹配的全球冷链物流——那些物流公司大概率也与它们利益相关。
采购液态疫苗，意味着稳定且巨大的订单。若转向糖丸方案，意味着这些巨头需要投入巨资重建生产线，并且要和一个成本结构未知的中国竞争者分享市场。
所以它们有极强的动力去游说、甚至施压国际组织，维持现有采购标准，并找出各种理由，如成本、效果、安全性等，来贬低和排斥糖丸方案。
何言超决定，先不管外面了，优先将糖丸疫苗在大陆的普及率提上去。顺便更新下减活、冻干工艺，提高疫苗的稳定性、安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