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面中难民凄苦的生活确实博得了一些同情，但解说词和后续的新闻报道巧妙地引导了焦点：
“联合国难民署拨款仅到位承诺的13%”
“五年间，仅有不足8000名难民被第三国接纳，远低于预期”
“越南政府拒绝就难民潮做出任何承诺或采取补救措施”
市民的反应正如预期般强烈：
“我们自己房子都买不起，小孩读书抢学位，政府还要拿我们的税款去养那些难民？”
“要不是那么多难民，元朗的大学城会拖到现在？”
更狠的是，同时，在何言超授意下，以“市民来信”、“接受采访”等方式，一种声音开始流传，并迅速扩散：
“谁再在那儿讲风凉话，说救助是国际义务？好啊，我们派船把几万难民直接送他家门口，让他尽一下义务！”
“英国人那么伟大？行啊，全部送到伦敦码头去！美国不是整天讲人权吗？送过去咯！”
这种简单粗暴却极具煽动性的言论，极大地压制了那些“圣母心”的空泛指责，将问题的皮球踢回了西方世界。
港府高调召开国际记者会，出示详细数据，痛陈困难，并正式向联合国难民署提出严正要求：立即支付拖欠经费、大幅提升转运效率。
结果一如预料：联合国难民署官员一脸无奈，表示经费紧张是全球性问题，他们也在努力筹款；至于转运安置，则需要接收国愿意配合，“我们正在积极联络”。
不过，在舆论压力下，红十字会和无国界医生等组织确实派出了小队进驻营区，提供了急需的医疗援助，稍微缓解了港府的压力。
第二波：伦敦插手，地缘政治博弈
伦敦方面看到香江掀起的巨大舆论风波，敏锐地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此时的大英帝国虽已日暮西山，但依然渴望在国际舞台上刷存在感。唐宁街盘算着：若能出面“解决”这个人道主义危机，岂不是又能彰显我“带英”的全球领导力和“责任感”？
于是，英国驻联合国大使在安理会上慷慨陈词，强烈谴责越南政府是难民危机的根源。
第三波：难民营内，分而治之稳步推进
国际上的喧嚣暂时平息后，优德港督开始埋头推进何言超策略中最核心的部分——难民营内部治理。
港府首先选择了情况最复杂的一个大型营区作为试点，将庞大的营区划分为数个管理片区，设立片区长。
鼓励难民自行推举“有威望”者担任片区长和管委会成员，给予有限的自洽权和一些物资分配权。
组建治安消防队：从难民青壮中招募人员，发放标识性的臂章，负责维持片区内基本秩序和防火，给予略好的伙食作为报酬。
以工代赈：营区的小型修缮、排水沟清理、垃圾集中点建设等工程，优先雇佣青壮难民工人，支付少量现金或兑换券。
发放工作证：极少数拥有护士、电工等技术背景且背景清白的难民，经过严格审查后，被允许在武装看守下外出。
这些政策的效果很快就显现出来了：
获得了权力的片区长们开始努力表现，管理自己片区的人口，矛盾开始内部化。
治安队员与普通难民之间、不同片区之间，因为资源分配和管理的细微差别，开始产生微妙的竞争和隔阂。
能外出打工的人，成为了难民中的“特权阶层”，引起了羡慕，也带来了嫉妒。
整个难民营，不再是铁板一块对准港府，内部的结构和裂痕正在慢慢形成。
优德看着报告，心中暗自佩服何言超的深谋远虑。他决定，等到这些裂痕再深刻一些，就将祭出最后那把最锋利的刀——检举制度。
一次私人场合，许明德跟何言超谈起难民营治理的进展，感叹港府这次总算找对了方法。
何言超闻言，只是嗤笑一声，抿了一口茶道：
“不过是大英帝国几百年来在几十个殖民地玩烂了的‘分而治之’罢了。给点小小的权力，让他们自己人管自己人，自己人斗自己人，管理者高高在上，只需维持平衡，成本最低，效果最好。”
历史上，也不知道是哪个大聪明想的法子，竟然选择来硬的，将难民问题搞得鸡飞狗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