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商业嗅觉最敏锐的电影人之一，黄百鸣的回应则直接得多。
他在自己公司的周年活动上对记者们说：
“《僵尸之七日重生》的成功，是一个强烈的市场信号！
它告诉我们观众渴望看到高质量、有创新、真正用心制作的类型片！
恐怖片这个类型远远没有被做尽，关键看你用什么态度和创意去做。
陈渊先生这次给我们所有人都上了一课。观众是聪明的，好的作品自己会说话。
我很佩服陈生的眼光和魄力，也希望未来能有机会合作，一起为香港电影开发更多可能性。”
他的话语中，充满了对市场新热点的激动和对陈渊其人的好奇，商业合作的意图十分赤裸，同时也透露出业界对这位“外来者”能连续精准命中市场脉搏的震惊与羡慕。
跟其他人不同，黄百鸣与其说是一位导演或者编剧，倒不如说是一名精明的电影商人。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不管是在新艺城还是他自己的院线，黄百鸣少有看走眼的时候。
他一直是香港影坛最赚钱的那个人，没有之一。
在赚钱这件事上，就算是双周一成都比不上。
这些大佬态度各异的公开评论，经由媒体放大，进一步推高了《僵尸》的热度，并将其影响力彻底扩散至圈内圈外。
紧接着，专业的影评人、文化评论者开始纷纷撰文，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和论战。
少数推崇国际视野的媒体和影评人，发表文章认为《午夜凶铃》在恐怖概念的普世性、心理建构的完整性上更胜一筹。
“《午夜凶铃》的恐怖源于一种未知的、无法抗拒的现代诅咒，其叙事和惊吓模式具有跨文化的穿透力。
而《僵尸之七日重生》的卓越，更多体现在对本土民俗元素的高度风格化挖掘和呈现上，
其力量根植于特定的文化语境和空间经验，固然深刻，但在国际传播上可能面临更高的文化折扣。”
一篇发表在英文媒体上的评论如是说。
然而，这种观点迅速遭到了本土评论界的强烈反弹和驳斥。
《信报》文化版刊登了著名影评人汤祯兆的长文，他详细对比了两部影片后，极力为《僵尸》正名。
“《午夜凶铃》带来的是他者的、技术性的恐怖，而《僵尸》带来的是自我的、扎根的梦魇。
它的恐怖，源于我们对自身居住环境、社区关系、乃至历史记忆的深层不安。
影片中那座破败的屋邨，就是香港某个侧面的缩影。
这种将类型片与社会写实、文化反思结合的能力，才是香港电影最宝贵的传统和最应发展的方向。
《僵尸》的成功，不是类型的胜利，是创作力的胜利，是本土文化自信的一次强力彰显。”
《号外》杂志则以《末世屋邨与港产片重生》为题，从文化研究角度切入。
“《僵尸之七日重生》远远超越了一般恐怖片的范畴，它是一次对港产片黄金时代僵尸类型的彻底解构和悲情告别，同时又是一次充满作者气息和艺术野心的类型涅槃。
它借用恐怖的外壳，探讨了遗忘、执念、牺牲和救赎等沉重命题。
影片中道士的无力感、居民的孤立无援、整个空间的腐朽气息，无不与后殖民时代、金融风暴后的香港社会心态形成巧妙互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