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人公事公办的样子，只是问了一下姓名，籍贯，所犯何事，又仔细核对了一番相貌特征，自始自终也没人与丁昊寒暄。
直到出了崇安府地界，下马休息之时，这几名官员才命丁昊换下了囚服，并道出了实情。
原来，这几年北宋与辽国军事形势紧张，北部边境一直摩擦不断。且还是辽强宋弱的局面。
自从咸平二年公元999年，辽军大败宋军于高阳关，并俘虏宋并代都部署康保裔，大掠而还之后，辽国对北宋仅存的最后一丝敬畏之心便彻底没有了。
及至不久前，辽军再侵高阳关，宋军副都部署王继忠又被俘降辽。
自此，辽国边军的胆子更大了，屡屡犯边，边境告急文书频传，总是说辽军又要大规模入侵了。
今年六月，参知政事毕士安向宋真宗推荐寇凖为相。
毕士安说：“寇准天资聪颖，能断大事，志身殉国，秉道嫉邪。眼下北强入侵，只有寇凖可以御敌保国。”
于是，寇凖以参知政事，枢密副使，领兵部尚书衔的身份同平章事。
七月，辽圣宗耶律隆绪和他的母亲萧太后，率二十万大军，从幽州出发，浩浩荡荡，向南推进。
由威虏军攻定州，被宋兵阻击，便把兵锋转向东南。
辽军南下，大宋边军向朝中告急的文书：“急书一夕五至”。
朝堂之上的大佬们大多惊惶恐惧。
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主张迁都金陵。
枢密使陈尧叟是四川人，提议迁都成都。
虽然尿不到一个壶里去，但是他们同样主张用躲避辽国的办法，来应付辽国的入侵。
宋真宗本来就无心抗敌，这样一来，更表现得惶恐不安了。
只有寇凖与毕士安坚决主张抵抗。
当宋真宗问他们的意见时，王钦若、陈尧叟二人正好也在场。
寇凖心里明白，迁都之议就是王钦若、陈尧叟二人提出的，便假装不知，寇准对宋真宗说：“到底是谁替陛下筹划的这个迁都以躲避辽人之计策？
实在是误己误国！此人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王钦若、陈尧叟二人吓得噤若寒蝉。
寇准趁热打铁，用心良苦的循循善诱。
“陛下！您乃是英明神武的皇帝！怎可做那偏安一隅，有可能会留下千古骂名之事呢？
现如今我大宋，国力雄厚，武将和文臣也都很团结，若是您能亲自领兵出征，不就是二十万辽军吗？实在不足为惧呀！
再说了，辽人一向阴险狡诈，号称二十万也不一定有二十万！
咱们还有坚城可守，实在没必要不战而退！”
宋真宗被寇准说的有些意动。
江山社稷是他的，他当然也不想丢城失地。
心中大定，便开始问计于寇准。
寇准说，想要退辽兵，一来，可以审时度势出奇兵打乱辽人的计划。
二来，坚守阵地消磨敌人的士气，使敌人困乏疲惫。
即便是退一万步，做最坏的打算，那也可以死守坚城。
辽军远道而来，战线拉的比宋军长，只要久守，他们必不能久战。
陛下你看，我大宋既然有必胜的把握，又为什么要抛弃太庙社稷，到楚、蜀这样远地方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