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议的人群秩序井然，时而齐声高呼口号，时而向匆匆路过的市民散发传单，传单上印着社党记者会的主要内容和针对右翼媒体的驳斥要点。
他们意图绕过主流媒体，直接向民众解释社党的立场，并抨击右翼媒体的不实报道。
最初，路过的市民大多行色匆匆，投来或好奇，或疑惑，或漠然的目光，真正驻足聆听并接受传单的人并不算多。
东京这座大都市的日常节奏并未被这些小规模的集会而打乱。
但到了这天下午，随着工会组织力量的进一步深入动员，以及社党记者会内容通过部分媒体和人际传播的持续发酵，集会现场的参与人数开始显著增加。
一些原本持观望态度，或者对政治并不太关心的普通工会成员，在社党基层组织和工会干部的反复劝说，甚至略带压力的动员下，也纷纷走下了生产线或办公室，加入了街头抗议的行列。
集会现场的气氛也逐渐升温，常常有社党的底层党员，或者支持该党的左翼知识分子，活动家登上临时搬来的木箱或台阶，发表即兴充满激情的演讲。
他们不仅控诉此次的媒体冤狱，更将这次舆论攻击与工人阶层长期以来遭受的低工资，过长劳动时间，恶劣工作环境以及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等深层问题联系起来。
激昂的言辞和悲愤的控诉，往往能引来围观人群阵阵共鸣的掌声和欢呼声。
抗议的诉求，从单纯的澄清事实，开始向更广泛的社会经济批判领域延伸。
警察方面显然对此早有预料和准备。
早在社党记者会结束不久，警视厅高层就已经通过内部渠道获悉了工会可能组织抗议活动的信息。
大批身着深蓝色制服，头戴盔帽，手持盾牌的警察被紧急部署到各个可能的集会地点周围。
他们组成一道道人墙，严密的监视着人群的一举一动，表情严肃而警惕。
警方设置了明显的警戒线和路障，阻止抗议人群向国会议事堂，首相官邸等核心政治区域过度靠近或试图包围。
现场气氛紧张，宛然拉满的弓弦，双方在无声中对峙着。
可令人稍感意外的是，警察除了必要的监视和隔离外，并未采取更进一步的强制驱散措施。
尽管现场口号震天，却未发生大规模的身体冲突和暴力事件。
警察的这种相对克制态度，或许与上层不愿在敏感时期进一步激化矛盾，授人以柄的考量有关。
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在警视厅内部，存在着类似于石川隆一在内部报告中所建议的“严密监控，避免直接冲突，以防事态升级，陷入被动”的策略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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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侧，与工会行动同步，甚而更为激进的学生运动也开始被点燃，并迅速响应。
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明治大学等知名高校校园内，与社党关系密切，或者自身政治立场就偏左的学生团体和组织，如同被投入石子的水面，快速活跃起来。
校园里的公告栏，教学楼墙壁，乃至食堂门口，一夜之间贴满了各式各样，手写或打印的大字报和宣言书。
它们用激烈的言辞谴责右翼媒体的“报道暴力”和“言论恐怖”，声援社党的“正义反击”，呼吁同学们站出来，“捍卫民主，粉碎右翼的阴谋”。
学生们在校园内的广场，草坪上组织起小规模的辩论会，抗议集会，激昂的学生领袖站在高处，挥舞着手臂，向围拢的同学宣讲时局，分析“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这种聚会，往往能吸引大量学生围观和讨论。
很快，学生们的行动便不再满足于校园的围墙之内。
一队队高举着自制横幅，喊着整齐划一又充满火药味口号的学生队伍，开始走出校门，试图冲向街头，与工人群体的集会汇合，形成工农学联合的声势。
相比于组织纪律性更强的工人团体，学生队伍显得更加散漫，但也更加激情四溢，充满理想主义的冲动。
他们打出的标语言辞也往往更为直接和激烈，除了声援社党的内容外，还出现了极其浓厚左翼激进色彩的字样。
这些年轻而愤怒的面孔，与维持秩序的警察之间，发生了更多，更频繁的小摩擦和推搡。
学生们试图冲破警戒线，警察则坚决阻拦，双方在街头展开了一场力量与意志的较量。
一时间，口号声、哨子声，警方的扩音器警告声，以及双方的争吵声混杂在一起，使得东京都心的这几个区域，弥漫着一种躁动不安，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
一场由社党在幕后协调策划，由工会组织和学生团体担当主力的街头抗议浪潮，在东京的几个核心政治区域逐渐形成汇聚。
虽然其规模和强度尚未达到席卷全城，动摇国本的程度，但其展现出的强大组织动员能力，以及迅速将舆论争议转化为街头行动的执行力，已经传递出了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引起了自由党政府和右翼阵营的高度警惕与不安。
各大报纸和广播电台开始频繁报道这些抗议活动，报道的视角和措辞则鲜明的体现了各自的立场。
右翼媒体大多称之为“受左翼政客煽动的暴民闹事”，“企图扰乱社会秩序的非法集会”，
而左翼或受其影响的媒体则更多的称之为“民众自发的正义怒吼”，“对政治诬陷的合理反弹”。
在国会内部，社党议员团的反击同样凌厉而高效。
他们将战场从街头延伸到了庄严的国会议事堂。
在刺杀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国会正式质询中，社党议员团抓住机会，向自由党把持的内阁发起了多轮猛烈，精心设计的攻势。
质询的焦点首先集中在了警方在花火大会安保工作上存在显而易见的严重失职。
社党资深议员，一位以追问犀利著称的法务专家，站在质询台上，目光如炬，直指内阁官员和列席的警视厅高层。
“请问内阁官房长官，以及负责安保工作的警视总监，为何在人员如此密集的公共活动中，能让携带明显利器的凶徒，如此轻易的接近我方重要政治人物，并几乎得逞？”
“警方事先的情报收集和风险评估机制是否形同虚设？是否存在致命的漏洞和疏忽？”
“对于如此重大的安保失败，警视厅高层，乃至负责安保事务的内阁官员，是否应该有人站出来，承担起应有的政治和行政责任？”
这一质问切中要害，直接击中了自由党政府在事件中理亏的软肋。
自由党出身的内阁官房长官在答辩时，面色尴尬，额角甚至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他只能反复使用着官僚体系惯用的托辞，强调“警方正在全力调查事件详细经过”，“具体安保环节的疏漏有待进一步查明”，“相关工作人员在极其混乱的情况下已经尽力”等套话。
始终无法给出一个明确，令人信服的解释，更无法做出任何关于问责的实质性承诺。
这种苍白无力的辩解，不仅未能平息社党的不满，反而通过电视直播，给民众留下了政府试图推诿责任的负面印象。
紧接着，社党议员又将犀利的矛头指向了政府与媒体的暧昧关系，试图揭示其背后的政治操作。
他们向内阁连续发问，要求其明确表态：“内阁是否认同《读卖新闻》等媒体，在缺乏确凿证据的情况下，直接将刺杀事件与在野党进行关联的报道方式？政府是否有意利用此次悲剧事件，作为打压政治对手的工具？”
“内阁是否打算，或者已经动用了任何行政手段，私下鼓励纵容，甚至指示媒体进行这种煽动社会对立，破坏社会稳定和谐的不负责任行为？”
面对这些直指核心的敏感问题，内阁官员们的回应变得更加谨慎，闪烁其词。
他们一方面不得不重申“政府尊重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原则”。
另一方面又含糊其辞的表示“希望并相信媒体机构能够秉持职业操守和专业精神，进行客观公正的全面报道”，企图在这种两难的境地中找到一个平衡点。
可惜，这种骑墙，不置可否的态度，根本无法满足社党要求其划清界限的诉求。
也无法有效安抚那些支持社党，以及对媒体不公报道感到愤怒的民众，反而更让人怀疑自由党政府与右翼媒体之间存在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国会讲坛上的辩论充满了火药味，质询与答辩往来交锋，异常激烈。
社党议员们显然有备而来。
他们充分利用每一次质询的机会，不仅致力于为自身洗刷污名，更将议题引向自由党政府施政下的各种沉疴宿疾和不受欢迎的政策。
例如备受争议的日美安保条约及其带来的潜在风险，经济表面增长下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与社会不公，农村地区的人口流失与产业凋敝问题等等。
他们试图将这次单一的刺杀事件及其后续风波，转化为对自由党长期执政能力，施政理念及其社会后果的全面质疑和批判。
自由党议员则不甘示弱，奋力反击。
他们不断强调“在当前复杂国际形势下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极端重要性”。
并且，有他们还暗示社党及其支持者目前采取的激烈对抗行动，本身就是在破坏这种稳定，是在“煽动民粹”，甚至“包藏祸心”。
国会内的唇枪舌剑，通过媒体的报道传播出去，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上的政治对立气氛，使得整个国家仿佛都沉浸在一种非左即右的撕裂感之中。
在这场舆论战和街头斗争如火如荼的进行时，政治漩涡中心的各方视线，也并未完全从那个最初被推上前台的关键人物，石川隆一身上移开。
一场，社党内部在一次小范围的高层形势评估会议上。
吉川彰亮再次提到了这个名字。
“那个叫做石川隆一的警官，就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他依旧保持着一种让人意外，甚至是刻意的沉默和低调。”
“除了事件发生后第二天那次必要，也可能是被安排的公开采访之外，他再也没有对任何媒体发表过任何新的言论，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个人深度参与或配合了右翼阵营后续的舆论炒作。”
大西厚议员习惯性的皱着眉头，手指无意识的敲击着桌面，显示出其内心的疑虑并未完全消除。
“或许这只是他个人的谨慎，或者更可能的是，他直接得到了警视厅乃至更高层级的严令，要求他封口。”
“但是，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他在这个事件中所处的关键位置。”
“所以，我们必须关注石川隆一的一举一动，包括任何后续表态，无论主动还是被动，都可能对舆论走向产生微妙但重要的影响。”
“他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源，极可能成为一个不确定的变量。”
吉川彰亮点了点头，表示同意，随即提出了一个更为大胆的设想。
“大西君的分析有道理。考虑到这一点，我建议，我们是否可以尝试通过一些极其隐秘非官方的间接渠道，与他进行一些……非常初步，非正式的接触？”
“当然，目的不在于收买或施加压力，那太危险。至少，我们可以尝试摸清他个人的真实态度和政治倾向，了解一下他对目前事态的看法。”
“更重要的是，或许能侧面探听一下，警视厅内部，特别是直接负责调查此案的部门，到目前为止到底掌握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情况？以及整个调查的大方向，是否受到了来自政治层面的不当干预或引导？”
这个提议确实颇为大胆，也蕴含着不小的风险。
与一名正在处理高度敏感政治案件的现役警官进行任何形式的私下接触，一旦泄露，无疑会授人以柄，给对手送上攻击的“重磅炸弹”，坐实“做贼心虚”、“勾结警方”的指控。
可考虑到石川隆一在此事中的特殊性和不可替代性，以及社党目前面临的严峻被动局面，获取内部信息的渴望压过了对风险的担忧。
大西厚在长时间的权衡利弊，沉默思考之后，最终缓缓的点了点头，表示了有限的同意。
“可以尝试进行最初步的试探，但必须设定严格的红线。要选择绝对可靠，与我们党关系隐蔽，且具备足够应变能力的中间人。”
“另外，接触过程必须确保安全，不留任何书面或电子记录，还要做好情况不对就马上切断联系，完全否认的准备。”
说到此处，他深深的道：“这步棋，走好了可能打开局面，走错了，就是万劫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