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出现在眼前的“伊隆·马斯克”，让何言超对技术本身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
说起来，何言超也算是技术乐观派。
他坚信技术的力量。青蒿素挽救了无数备受疟疾折磨的生命；心脏支架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疫苗是人类对抗疾病最有效的途径。
实验室里孕育的蓝光LED相关技术、正在壮大的HKRISC架构、规划中的步进扫描光刻机……无不指向一个通过技术突破才能抵达的更高效、更健康、更富足的未来。
他相信技术带来的问题，能用、也应该用技术来解决。
但何言超与一般的技术乐观派不同，那些人似乎活在一种理想的真空中。
而与技术乐观派相对应的，是技术悲观派和保守派。
悲观派，多是些人文、社科背景的学者，他们对技术的社会影响持怀疑甚至消极的态度。
那些人总是在担忧：人工智能会不会失控？生物技术会不会撕裂伦理？自动化会不会让大部分人失业？
他们认为技术的发展往往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甚至可能将人类引向灾难。
而保守派则比悲观派更进了一步，他们不仅怀疑技术，甚至主张主动抵制或放弃某些特定技术，尤其是那些他们认为对社会结构、人类价值观有破坏性影响的技术，仿佛回到前技术时代，回到原始社会就能解决一切问题。
当然，这只是个大趋势，并不绝对。理工科中也有看到技术阴暗面的智者，文科生里也有拥抱变革的先锋。但大体上，这种分野是存在且明显的。
悲观派希望加强监管、更审慎的利用新技术；而保守派则是主张抵制和弃用。而乐观派呢？
他们相信技术进步是解决人类各种重大问题——疾病、贫困、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的关键驱动力。
他们信奉“普罗米修斯主义”，相信人类的智慧和创造力如同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一般，能克服任何自然限制，通过技术创新不断突破发展的天花板，最终实现物质极大丰富。
到那时，人工智能承担所有繁琐工作，人类得以解放，专注于创造和休闲，那是一个富足、自由、健康的技术乌托邦。
想到这里，何言超脸上露出复杂的笑意。
何言超认为技术乐观派太过乐观了，光靠技术进步大概率是成不了技术乌托邦，更大概率是成为赛博朋克。”、
他之所以如此认为，是因为他看穿了乐观派理想中的一个底层逻辑bug：
那些一厢情愿地认为技术进步带来的福祉会自动、均匀地惠及全体人类。
眼光看回那张名单。马斯克是技术乐观派的同时，又是个绝对的自由主义者。
马斯克主张小政府、少监管，自由市场至上，遵循弱肉强食的法则；他像治理公司一样改革政府部门，以效率替代公平，只会加速社会撕裂。
就算真让马斯克改革成功，美国短期内变得极有效率，科技高速发展，最终也只会走向赛博朋克社会，那绝非全人类的幸事，更非美国民众幸事。
所以马斯克才不是什么“人类之光”，真让他引领人类，只会掉进坑里，何言超对此深信不疑。
“如果说马斯克是自由主义乐观派的话，那我就是先进文明乐观派了。”何言超喃喃道。
技术本身无分善恶，但驾驭技术的人、承载技术的社会结构、分配技术红利的制度，却有高下之分。
“技术只有掌握在更先进的文明手里，才能造福人类。”
这个“更先进的文明”，必然是一个能够避免社会内部分裂为“塔尖”与“底层”，能够确保技术发展成果为最广大人民所共享，能够以集体智慧和长远规划引导技术向善的文明。
何言超所有的布局、所有的谋划，无论是在香江、在大陆，还是在全球的落子，都隐隐指向那个超越技术乐观主义的宏大目标。
何言超之所以并未在星海集团全面推行员工持股制度，绝非出于吝啬或短视，而是一项深思熟虑的战略选择。
维持一个“政治中立”的纯粹商人形象，在当下的国际格局中至关重要。
在佳视电视台、皮克斯动画工作室，乃至未来计划接手的东德企业中推行员工持股，都可解释为因地制宜的商业手段，旨在激励团队、提升效率，或是为了在收购中取得优势。
未来二十年，仍需在西方主导的体系内下周旋，利用其规则乃至内部矛盾，悄然积蓄实力。
过早“跳反”的唯一结果，便是步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后尘，迎来美国的制裁大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