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在。”谢正应声起身，躬身行礼。
李世民手持谢正的答卷，目光如炬：“你的《长洛路工程监理疏》，朕已览毕。其中‘明章’、‘巡检’、‘联保’、‘公示’诸策，思虑周详，颇具巧思。尤其是这‘立碑公示’一策，借万民之目以为监督，可谓别出心裁。”
“陛下谬赞，学生愧不敢当。此乃学生基于绛州见闻，偶有所得，粗浅之见，恐有疏漏。”谢正再次躬身，语气谦逊。
“哦？”李世民微微倾身，眼中掠过一丝玩味，话锋陡然一转，“朕观你策论，其中有一言‘商道通则血脉畅，血脉畅则国力强’。然则，商贾逐利，天性使然。若依你策，大力倡导商业，致使天下人见商贾获利颇丰，皆弃农从商，长此以往，田地荒芜，粮秣不继，纵有万贯钱财，可能充饥否？你可能解此‘重农’与‘兴商’之间，看似矛盾之困局？”
这是古代皇帝与士大夫集体反对大力发展商业的主要理由。
古代生产力低下，粮食产能严重不足，一旦百姓都因利而经商，便会导致粮食产量下降。
粮食乃根本。
哪怕在后世高度发达的现代，国家都得储备足够多的粮食，同时投入大量人才研究杂交水稻。
为的就是一旦有变，国家能够自给自足，不会在粮食方面受制于人。
而在科技生产力落后的封建王朝，更是如此。
一旦国家大力扶持商业，势必会导致种地的百姓减少，从而影响粮食产量，动摇国本。
谢正略作沉吟，从容答道：“陛下所虑，乃治国之根本。学生以为，‘重农’与‘兴商’并非水火不容，反可相辅相成。”
“其一，并非所有百姓都有经商之能，商道如战场，十人中或有一二人可成。若盲目从商者，难免折戟沉沙。届时他们自会重归田亩，此乃市场自然调节之力。”
“其二，粮食产能亦可提升。自绛州推行荒地再利用疏与贞观犁以来，新垦荒地无数。以往这些荒地因缺水而收成有限，以至于荒废。如今水车汲水，扩大了灌溉范围，使其亦有不菲产出。学生以为，不出三年，绛州粮产必有大增。”
“那么，是否还会有其余增产的方法呢？”
“朝廷在扶持商业的同时，是否也可以同步扶持农业革新，包括不限于农具改良，政策法规的促进，乃至于良种的培育与引进。”
“再者。”谢正继续道，“兴商所得税收，也可反哺农事。”
“一旦商税增收，达到仅凭商税便能持平，乃至超越以往岁入之时，朝廷是否可以相应降低农税，乃至免除农税，如汉之文帝时期一般。”
“如此，务农者负担大减，自然安心耕织。”
李世民闻言，眼中一亮。
汉文帝可是李世民的偶像，也是他超越的目标。
若商业兴盛，朝廷仅依靠商税便能持平，乃至超越每年的岁入，那么取消农税又何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