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内一片寂静，大多数人都在默默地观察着窗外，脸上写满了复杂的情绪，有惊叹，有好奇，有困惑，也有深深的沉思与审视。有人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录着最初的观感。
阳光明同样专注地注视着窗外，但眼前的繁华是他前世司空见惯的景象，并不觉得新奇，更多的是一种冷静的分析和观察。
大巴车最终没有驶入曼哈顿那片钢筋水泥的森林，而是停在了一家位于偏僻街区、看起来并不起眼的中餐馆前，餐馆招牌上的中文店名甚至有些褪色。
周国平组长站起身，向大家解释道：“大家远道而来，想必也饿了，先在这里吃顿便饭，也算是给大家接风洗尘。这里的老板是爱国华侨，对我们很支持。条件有限，比不上国内，但味道还算地道，能让大家先适应一下。”
餐馆内部装修简单，甚至有些陈旧，但收拾得干净整洁。
老板是一位微胖的中年华人，见到这么多祖国来的学子，显得格外热情，用带着浓重粤语口音的普通话招呼着。服务员也都是华人面孔。这熟悉的环境和语言，让刚刚经历了巨大文化冲击的学员们稍稍放松了一些。
饭菜是简单的四菜一汤标准——红烧肉、麻婆豆腐、清炒豆苗、西红柿炒鸡蛋和紫菜蛋汤，米饭管够。
虽然口味经过了改良，以适应当地食材和潜在顾客，算不上十分正宗，但在异国他乡的第一顿，能吃到熟悉的中餐，喝到热汤，已然让不少人感到了极大的慰藉，仿佛肠胃都温暖了过来。
席间，周组长与大家随意交谈，询问旅途情况，是否晕机，行李是否都拿到，气氛稍显轻松。但他并不多谈其他，话题控制在安全问题和表示关心的范围内。
饭后，众人被带到附近一家看起来价格相对实惠的汽车旅馆入住。
旅馆设施简单，但干净，有独立的卫生间和两张床。
这对于第一次出国的学员们来说，已经是超出预期的条件。舟车劳顿超过二十小时，许多人已是疲惫不堪，时差开始猛烈袭来，头脑昏沉。
然而，周组长在分发完房卡后，通知所有人：晚上七点整，无论多累，必须到旅馆底层的小会议室集合，有重要会议，不得迟到缺席。
晚上七点，小会议室里座无虚席。
灯泡散发着昏黄的光线，空气中弥漫着旧地毯和消毒水的气味。
学员们强打精神，脸上带着倦容，但眼神都聚焦在主位的周国平组长身上。
他神情变得严肃起来，面前放着一份文件，旁边还坐着几位联络处教育组的工作人员，同样表情严肃。
“同志们，首先再次欢迎大家来到美国。”
周组长的开场白依旧简洁，没有任何寒暄，“从今天起，你们将在美国开始为期数年不等的学习和生活。
我受国内委托，负责大家在美期间的管理和联络工作。
今晚这个会，就是要明确大家出国后的纪律和要求。”
他的声音不高，但在安静的会议室里异常清晰，每个字都敲在人们的心上。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甚至连咳嗽声都被刻意压抑着。所有人都凝神静听，知道接下来的内容将决定他们未来几年在美生活的基调。
周组长拿起面前的文件，语气沉稳而清晰，不容置疑：“你们出国后的生活核心，可以概括为‘学习与管控’。
确保完成学业，汲取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是你们的首要任务，是国家费宝贵外汇送你们出来的根本目的。
同时，必须维持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国家希望你们学成归国，贡献力量。这根放风筝的线，必须牢牢攥在国家手里，确保你们不会迷失方向，更不会断线飘走。”
他逐条阐述管理制度，语气随着内容的严肃性而愈发凝重：
“第一，定期汇报制度。
这是最重要的纪律之一，是组织了解你们、管理你们的主要途径。”
他的目光扫过全场，“初期，要求每月向我们联络处教育组，提交一份书面思想汇报。
内容必须详细说明自己的思想动态、学习进展、生活适应情况、遇到的困难，以及对当地社会的观察和思考，尤其是对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分析和判断。
学业稳定后，经我们评估，可改为每季度一次。
同时，学术上的重要进展、发表论文、参与项目等情况，也需定期向国内的派出单位汇报，让家里知道你们的学业成果。
第二，组织生活。
在留学生和学者相对集中的城市或区域，我们会视情况建立党支部或党小组。
所有党员必须按时参加组织生活，这是党员的义务。
组织生活内容包括学习国内传来的文件精神、中央最新指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汇报思想，保持思想上的统一和纯洁性，时刻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非党员同志，也要积极向组织靠拢，参加组织安排的学习活动，接受组织的教育和指导。
第三，联络处管理。
驻美联络处教育组，是你们在国外的直接管理机构和依靠。
我们负责按标准发放每月的生活费……”
说到这里，他特意停顿了一下，加重了语气，“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国家外汇非常紧张，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
因此，生活费标准非常拮据，仅能保障最基本的生活开销，如房租、食物、交通和必要的学习用品。
希望大家发扬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精神，精打细算，学会过日子。
我们同时也负责处理突发事件、提供必要的证明文件，还会组织必要的集体活动，如国庆、春节聚会等，并进行日常的监督和联络。
大家有任何重大情况，必须第一时间向教育组报告。”
说到这里，周组长的目光变得更加锐利，缓缓扫过在场每一张面孔，语气变得更加凝重，几乎是一字一顿：
“第四，严格的行为禁令。
以下几点，是红线，是高压线，必须严格遵守，没有任何通融的余地！
一旦触犯，后果极其严重，不仅关乎个人前途，更关乎国家声誉！
其一，严禁打工！
你们的身份是学生，签证明确禁止在外从事任何有报酬的工作。无论是校内兼职、餐馆洗碗、还是任何形式的零工，一律不允许！
一旦被发现，不仅个人会被美方遣返，留下不良记录，更会严重影响国家声誉和后续的留学派遣计划！这笔政治账，希望你们算清楚！
其二，严禁私自变更身份或学习计划！不得擅自转学、转换专业、延长学习期限，或者申请移民、寻求政治庇护。
任何涉及学业和身份的变动，无论大小，必须提前向教育组提交书面申请，详细说明理由，获得国内派出单位和教育组两级批准后方可进行。
这是原则问题！
其三，严格控制行动范围。
原则上不允许离开所在城市或州进行长途旅行、旅游。
如确有需要，比如参加学术会议、访问其他学校、或进行与学业相关的实地考察，必须提前至少两周向教育组提交书面报告，详细说明事由、具体行程、住宿安排和资金来源，经批准后方可成行。
未经批准擅自离校、离城，视同违纪！
其四，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度和警惕性。
在与外界，特别是与台岛人员、其他背景复杂的组织或个人接触时，要保持警惕。
不参与当地任何形式的政治活动、游行、示威，不发表任何有损国家利益和形象的言论，不泄露任何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要时刻记住，你们在这里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
周组长的声音在安静而略显压抑的会议室里回荡，每一条禁令都像一道清晰无比、不可逾越的红线，划定了他们在美期间看似广阔实则有限的行为边界，构筑起一道无形的围墙。
随着周组长说出的一条条禁令，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感。
“同志们。”
周组长的语气稍稍缓和，但分量依旧沉重，“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很复杂，充满了各种诱惑和挑战，包括物质上的、思想上的。
希望你们时刻牢记自己肩负的使命，牢记国家和人民的期望。
要经得起考验，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要像荷一样出淤泥而不染。
学业有成之日，便是报效祖国之时！祖国和人民，等待着你们学成归来！”
小会议室中掌声雷动。
会议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才结束。
散会后，没有人立即交谈，大家默默地起身，收拾好自己的笔记本，神情各异地走出会议室。
每个人的心情都颇为沉重。
这套严格、细致到近乎严苛的管理体系，像一张无形却无比坚韧的大网，将他们与远方的祖国紧密相连，提供了某种程度的保护和归属感，同时也极大地限制了他们在这片“自由土地”上的个人自由度。
大家初到异国他乡的兴奋感，被现实的责任与约束冲淡了许多。
但大多数人对此表示理解，甚至认为理所当然。
毕竟在这个特殊的年代，国际环境复杂，意识形态对立尖锐，国家费巨大代价派遣学子，采取这样的措施以确保人才回流、思想稳定和行动安全，被认为是必要且可以接受的。
个人服从集体，局部服从全局，这是他们从小就接受的价值观。
阳光明默默回到房间，同屋的是一位姓王的访问学者。
两人简单交流了几句对会议内容的感受，都表示会严格遵守规定。
阳光明对此早有心理准备，毕竟在国内的培训中已有耳闻。
他清醒地认识到，这套制度既是约束，防止个人迷失或脱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保护，尤其是在人生地不熟的初期。
而他，需要在严格遵守这些基本纪律红线的前提下，小心翼翼地找到实施自己更深层次计划的空间。
这需要智慧，更需要绝对的谨慎。
第二天，十二月二十八号，简单的西式早餐后，众人便在联络处外交人员的具体安排下，根据各自的目的地，分赴美国各地不同的大学和科研机构。
告别再次上演，这次规模小了些，但离愁依旧。
前往加州斯坦福大学的学员，连同阳光明在内，只有三人。
除了阳光明是攻读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的最年轻研究生，另外两位都是三四十岁的中年访问学者。
王学者约莫四十岁，身材不高，略显清瘦，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研究方向是集成电路设计，言谈谨慎。
李学者三十五六岁，体型微胖，面容和善，专注于数据库理论，性格似乎稍开朗些。
他们二人计划在斯坦福进行为期一到两年的访问研究，与阳光明长达三年的硕士学习不同。
在这批出国留学的学员当中，像二人这样的访问学者是大多数，一两年之后就要回国。如同阳光明这样，攻读学位的留学生，反而是极少数。
三人由一位联络处的工作人员陪同，搭乘航班，从纽约肯尼迪机场飞往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
又是一次数小时的飞行，但这次是在美国境内，窗外的景色从东海岸的城镇森林逐渐变为中西部广袤平坦的农田，再到西部蜿蜒的褐色山脉，地理书的描述变成了直观的景象。
当飞机最终降落在旧金山国际机场，踏上加州温暖湿润、阳光灿烂的土地时，阳光明的心情有点兴奋。
他深吸了一口带着太平洋海风的空气，目光投向机场外那片未知的，但必将留下他奋斗足迹的土地。
“斯坦福，我来了！”(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