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派使者接应孟达，并承诺给予优厚待遇。
孟达随即率领部众四千余家投奔曹魏，带走了房陵、上庸、西城三郡，这一举动直接削弱了蜀汉在边境的防御力量。
投降后，曹丕亲自接见他，称赞其“智勇双全”。
被任命为散骑常侍、建武将军，并获封平阳亭侯，兼任新城太守，统领三郡事务。
曹丕将新城郡列为战略重地，赋予孟达极高的自主权，视其为西南防线的重要支柱。
孟达在曹魏迅速建立起自己的势力。
与朝中大臣桓阶、夏侯尚交好，受到信任和重用，对于此时的孟达来说，他找到了一个新舞台，并成功稳固了自己的地位。
孟达在曹魏的地位看似稳固，但曹丕的去世，使他失去了重要的靠山。
曹叡即位后，对孟达表现出一定的疏远和冷淡。
孟达的权势正逐渐削弱，这种情况下，又开始重新评估自己的处境，并对诸葛亮的蜀汉，重新产生兴趣。
诸葛亮曾多次与孟达通信，劝其归蜀。
信中详细分析了蜀汉的战略优势，承诺如果孟达回归，将给予高官厚禄。
诸葛亮的言辞打动了孟达，回信道：“吾虽降魏，未尝忘本。”此时的孟达，内心已动摇，开始筹划反魏归蜀。
孟达的叛魏计划悄然展开。
秘密训练士兵，加强城防，并与诸葛亮约定，等到蜀汉北伐时内外配合。
为了掩盖计划，表面上仍然尽职尽责，向朝廷呈报治理新城的成绩他的一些举动逐渐引起了魏兴太守申仪的怀疑。
申仪与孟达关系素来不和，得知孟达与蜀汉有书信往来后，立即上表告发。
司马懿得知此事，判断孟达确有异心，决定立刻出兵剿灭。
司马懿派遣大军，以八日急行军的速度赶赴新城，试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决孟达。
孟达得到消息时，距司马懿的军队抵达已不足三天。
匆忙加固城防，召集兵力应战，可内部的分裂，让他难以凝聚士气。
城中的将领邓贤、李辅等人因不满孟达平日的作风，选择开城投降。
司马懿顺利攻破新城，将孟达押往营帐。
面对昔日的同僚，孟达试图辩解，司马懿毫不留情，下令将其斩首，并将头颅送往洛阳示众。
孟达的叛魏计划，在这一刻彻底破灭。
孟达一生的叛变，表面上看是反复无常，深究其动机，每一次选择都有其深刻的背景和原因。
第一次叛蜀投魏，是在蜀汉内部受挤压的结果。
并非主动反蜀，而是被逼无奈之下，选择了一条自认为更安全的道路。
第二次叛魏通蜀，则是孟达对自身处境的重新评估，只是他未料到，申仪的告密，和司马懿的雷霆手段，令这次计划葬送了自己。
孟达的叛变，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乱世中小人物的自保之策。
既想追求更大的舞台，又无法摆脱复杂的政治环境，和自身的短视心理。
这种反复和矛盾，成为他一生的标签。
从孟达的履历来看，确实是一位能力出众的将领。
在刘备手下，他率部攻占房陵、上庸，为蜀汉扩展疆土。
在曹魏，担任新城太守，稳定了三郡局势，还能与地方士族保持良好关系，展示了出色的行政能力。
司马懿对孟达的评价，也承认了他的军事价值，称其“为将颇具谋略”。
正是因为他的实力，司马懿得知孟达有叛变迹象后，才会快速亲自率军征讨，绝不让他有任何喘息之机。
这种高规格的追捕，反映出孟达对蜀汉和曹魏的重要性。
孟达的能力也有局限，过于注重个人利益，缺乏对大局的把握。
在曹魏的立足未久，就迫不及待地策划叛变，完全低估了申仪对他的敌意，和司马懿的反应速度。
这种短视和急功近利，使他在乱世中无法稳固自己的阵脚。
孟达并非无谋之人，但性格存在致命的缺陷。
称其“性狡猾，难以托付”，这是他一生悲剧的根源，善于投机，却不善于经营长期的忠诚。
孟达的狡猾，使他在短时间内能够左右逢源，但反复和缺乏坚定立场，让他始终得不到真正的信任。
无论是刘备、曹丕，还是诸葛亮、司马懿，都没有将其视为，可以长期依赖的核心将领。
这种信任的缺失，导致他始终处于动荡的边缘，难以安稳立足。
孟达的悲剧，也与乱世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
三国这种权谋斗争频繁的背景下，任何有能力，却缺乏明确阵营归属的人，都会成为被打压或利用的对象。
孟达才能出众，但既没有强大的家族背景，也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去自保。
每一次叛变，实际上都是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寻找庇护。
他的处境，也让人联想到其他一些叛将，比如吕布、袁绍手下的张燕等人，他们的能力往往被各方看重，却因为政治上的摇摆不定，而难以真正发挥作用。